“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再好，还需要社会提供发展的空间。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社会应该为青年创造上大学以外的出路

　　有人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其实，高考的“一考”是定不了终身的。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如果你选择了不上大学，或者考不上就不再考，这根指挥棒就奈何你不得。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应该是40%。如果剩下60%的青年没有出路，或者说与那40%上过大学的人比以后的差异会很大，情况是可以想象的。经济和教育都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入学率也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

　　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绝大多数孩子和家长都将上大学、上名校作为唯一目标，根本原因是残酷的社会现实——青年的出路越来越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

　　教学是人对人的艺术，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上的一些名校，往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社会用不着去干涉。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首先，学校的公正要靠政府。义务制教育是强制的，孩子到了规定的年龄，家长或者监护人就必须要送孩子上学。义务制教育对政府也是强制的，政府必须要保证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

　　其次，义务教育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制造一个个远远脱离中国实际的超级学校。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独要求学校将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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