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一点66：重提家风的现实意义

　　重提家风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新春走基层”派出几十路记者在各地进行“家风是什么”海采，节目播出后，引发人们对家风的热议。网友也纷纷通过微博、微信进行互动。不少人认为，有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做人做事态度、为人处世伦理，有不少人甚至说，家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风不仅是民风社风的组成要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的在治家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他所概括的“八本八宝”的曾氏家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八本”，就是：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烦恼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为官以不要钱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所谓“八宝”，就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家训。“八本八宝”的曾氏家训，即便放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家训，曾经被视为“封资修”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被人们遗忘。

　　家风虽说只是一个家庭的风气，却是社风民风的基础，甚至对党风政风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家风不正，怎么会有好的民风社风、政风党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整个社会思想道德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社会道德领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少数人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不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悄然滋长；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与长期以来不重视家风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马年新春伊始，央视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很有现实意义。(作者：张卫斌；来源:齐鲁网)

　　中国人的家风为啥千奇百怪？

　　【导语】春节期间，央视派出多路记者在全国各地采访“你的家风是什么”话题，有“富二代”回答家风就是“不啃老不坑爹”；有香港影星说家风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国比家大”；还有小孩说家风就是“爸爸每周打我一次”。套用托尔斯泰那句话，正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没想到一个问题竟有千奇百怪的答案，这道出了今天怎样的现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家风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塑造与改变？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家风的渊源

　　家风又称门风，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度下，中国人非常注重庭训家教，家风有曰耕读传家，有曰积德行善，有的仁孝清廉，中国古人的家风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可大致总结为“五常八德”。

　　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传统文化下的家风以孔子倡导的“仁礼”为根基，首先强调的是“修身”，其次是“齐家”，包括对老人、孩子、妻子、兄弟、仆人的对待之道。

　　孟子进一步为角色发展了行为规范，包括人们所知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

　　再外围是“睦族”，旁及个人在庞大家族中的本分。出了亲族的范围后，为官之道志在君国，也就是儒家经典“大学”里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颜氏家训》：传统中国家风宣言

　　在春秋战国时期，家庭教育的经验常常反映在一些名人学者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典著作中。比如，《管子》、《孟子》、《韩诗外传》、《韩非子》等专著中，都有一些古人家庭教育经验的描述记载和理论论述，但还没有家庭教育方面的专著。到三国时期，便出现了集中记载家庭教育经验的读本――“家训”。据《三国志．魏．邴原传》注记载：“三国杜恕著家诫。”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思想家颜之推为了告诫子孙不可自恃门第、骄逸怠惰，同时也希望子弟能将士族门风维系不坠，于是写下洋洋洒洒二十篇，约四万多字的《颜氏家训》。

　　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

　　“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自此以后，至民国初年，名臣大儒如宋朝的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及清朝的郑板桥、曾国藩等等，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家训”问世。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中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总共有一百二十多种，

　　“重德修身”是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宋代大儒朱熹即在《家训》中指出：“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意思是说，有德的人虽然年龄比我小，我也会尊敬他；不肖的人，虽年龄比我大，我也必定疏远他。

　　从内容上看，各家家训中讲孝道和勤俭的篇章极多。许多家训中一再训诫，取得功名的子孙要分外谦卑感谢，因为若没有祖先德泽庇荫，哪轮得到你有今天这份侥幸？宋朝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则非常看重勤俭。在这篇家训中，司马光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曾国藩家书：领袖与平民共读的畅销“育儿经”

　　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的文集《曾文正公家书》，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一样，成为传统家教的经典。据说蒋介石的案头，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部是《圣经》，一部就是《曾文正公家书》。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也推崇曾国藩，《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就有较详实的论述。

　　《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含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曾国藩家书》上至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他一生强调立志，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为自己写下座右铭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其家书家教中，立志之论甚多。立志之后，据此求过，自律自勉。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

　　曾国藩还留有著名的的治家八字：“早、扫、考、宝、书、蔬、鱼、猪”，他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说：“昔吾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不管天下风云变幻，几番改朝换代，曾家数代却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傅雷家书》：中国知识分子的家教心得

　　以书信传承家风闻名的，还有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傅雷家书》摘编了他们从1954年至1966年5月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186封书信，其中最长的一封信有7000多字。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多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20世纪初激烈批判封建家长制，传统家风遭遇质疑

　　古时家风是以儒家文化与封建家长制为基础，但在20世纪初，封建家长制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其原因在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所引发的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热潮，而封建家长制恰恰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需要被反的“传统”。

　　当时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一句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在这样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自然被视为“旧俗”之列，应“以革命去之”；封建家族制度被目为“万恶之源”，之后，家庭也被株连，被视为革命的障碍。

　　“五四”运动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例如刘师培以“申叔”的署名，在《天义报》上发表的《毁家论》中说：“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

　　这次批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权威地位，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大家庭压抑个性的揭露和对于新青年走出家庭的讴歌，以及易卜生话剧《娜拉》中娜拉出走的模式在知识分子中的流行，均可视为标志性事件。

　　●文革等历次运动冲击，家风基础再遭剧烈动摇

　　1949—1976年，连番关系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将家庭本体价值的摧毁推向了极致。据胡鞍钢研究，这27年的历史中，共发动了67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5次。

　　文革初期许多地方流行过一首显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谣”：炮轰爸爸，火烧妈妈，全家改组，我来当家。

　　文革中不但大量无辜的人被整，还殃及家属。这些被整人的家属，包括其配偶子女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的标准有二：一是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寇仇，上纲上线批判。至于断绝亲属关系者更是大有人在。文革期间，在强大的压力下，子女视父母为仇敌，揭发批判父母，与他们划清界限，甚至脱离父子、母子关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

　　作家老鬼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里坦率真诚地描述了文革中自己对家庭，特别是对母亲、著名作家杨沫的造反行为。在杨沫遭到批判后，老鬼写道：

　　“（我）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指杨沫）的家。我恨你……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我)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打倒臭文人杨沫……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

　　此外，老鬼还在另一部作品《母亲杨沫》中揭示了他父母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杨沫与其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

　　●经济理性让传统家风面对最后一击

　　伴随着市场化而来的，还有社会的市场化和家庭的市场化。

　　今天造成亲人反目的家庭赡养纠纷和房产纠纷经常见诸报端。在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紧张和养老困境已成为普遍问题。

　　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先生基于黑龙江省下岬村田野工作的人类学研究指出，当代中国家庭的价值体系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随着祭祖习俗的消失，农村父母亲的权威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子女的经济理性进入家庭，这集中表现为婚嫁时力图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他们在争取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的同时又不愿承担养老责任，从而造成农村的养老危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陈柏峰近年对皖北农村的研究结论更是触目惊心。他认为，长子成婚分家实际上成为儿子为满足自己积累财富的欲望而施行的对父母兄弟的盘剥。分家实际上是把父母兄弟赶出家门，以致竟有父母因此住在废弃猪圈的情况。显然，比之阎云翔的描述，这里对父母的盘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赤裸。

　　旧时家风中的“孝道”，在金钱的最后一击下，已无所依附。

　　●家风即国风，重提家风是为找寻国风

　　面对记者的问题，幼儿园小朋友答“家风是不怕吃亏”；小学生回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台湾著名主持人李涛、李艳秋答“不要忘本”；宁夏商贩答“诚实守信”；山西村民答“不打架不斗殴，老老实实”；台湾老板娘答“女生要自爱”；作家莫言答“节约、好学、上进”。

　　如今，人们对家风的理解看起来已经没有统一的格式，而且，好像在此之前很久，都没有人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了。

　　重提家风，是为找寻国风，是要呼唤家庭的回归，重建支离破碎的亲情文化，因为和谐正常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人民网，东方网，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等。）

顶一下(0)

踩一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