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上小学和中学,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现在差距挺大:那时候纪律很严明,站队做操要整齐划一、听从指挥,所有小孩上课都坐得笔直,回答问题先举手,几乎没人敢上课说话或者做小动作。
每逢新班开学,老师面对一屋子陌生的小孩,都会问:“谁会画画?”
我想我会呀,于是迅速举手,老师说:“好,那你当宣传委员。”
这情景在每次升学分班时都会再现一次,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画板报生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画到大学四年级。
长大后回忆,我在每一次举手之前,都忘了做一件成年人大概都会做的事——看看周围有没有人举手,有多少人举手,我是不是应该等一会儿再举。这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考量周围的人,评估自己,再做出决策。但这个系统在我的認知里迟迟没有建立——老师询问谁愿意参加文艺会演,我举手;老师征集军训标兵,我举手;老师挑选同学参加中外文化交流,我还举手。只要举手就增加了被选中的机会,于是我常常被选中。举手让我在那个单调的年代里拥有了一个相对丰富的童年,也成为一个爱表现的小孩。
在此过程中,有4个班主任,因为我爱表现,和我谈过话。
我所在的小学,是一所为纪念中国和古巴建交而修建的小学。某日恰逢古巴国庆,我和几个小朋友被派到古巴驻华大使馆参加儿童联谊活动。活动的最后一项游戏是抢糖果。主持人宣布开始之后,所有古巴小朋友都冲了上去,我见状也赶紧冲上去,大抢特抢,“咯咯咯”地笑。抢完回头傻了眼,除我之外的六七个中国小朋友都站在原地不动,好像在等老师的指令,老师皱眉看着我,杀气腾腾。
回来后,我被班主任和教导主任组团谈话,并被定性为:没有教养,不识大体,不得再参加涉外活动。
到北京八中上初一,进校就遇到艺术节各班报名,于是我报名表演小品《超生游击队》。班主任是女性,姓孙,二十五六岁。她板着脸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怎么这么爱出风头呢?”我很困惑。她又说:“全班就你报了名,你也太爱显摆了!把时间用在学习上!”
因此我们班没有节目参加艺术节。
到北京八中上高一,学校选派我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录了两期之后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我放学后画的黑板报,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已经被人擦掉;我课桌里的围巾会凭空消失,几天后又在垃圾桶里出现。那时的班主任是一个中年男性语文老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郑重地对我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你把这句话背下来,回去查。”我说知道了。他又说:“世界很大,有才华的人太多了。你必须多读书,让自己有真才实学,说的话、做的事要禁得住推敲,不能浮躁,不能靠雕虫小技取得了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我赶紧掏出本子来记下。他又说:“得能收能放,随时把心沉下来,别忘了你的正事。你只要学习成绩好,谁都没话说。”
再到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上大一,我的班主任是本系前辈。一天,我正在闷头画板报,他走过来停下对我说:“太低调!画板报又不出声,多参与些活动,多经历些场面!咱们是靠在人面前交流、思考和表达吃饭的!”
那一刻,我转过头用感激的目光望着英俊的班主任,内心如遇暖流。遭受了十几年的否定和打击,一个爱表现的小孩,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
又是1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涌现了无数出位、高调、嘚瑟、自恋的“奇葩”,这里面有的是人才,有的不是。我的天性依然未改,但我一直谨记自己16岁时班主任的教诲——“世界很大,有才的人太多了。你必须要多读书,得让自己有真才实学,说的话、做的事要禁得住推敲,不能浮躁,不能靠雕虫小技取得了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今天,我依然是一个爱表现的小孩,当生活需要我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依然会像当年一样,坐直,然后高高地,举起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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