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讲师揭秘诺奖得主高中生活：更痴迷于学习外的事

　　随着高考分数的发布，各个省市都刮起了状元热。然而，早年的学业成功，是否必然意味着今后人生的卓越？我们今年3月27日第105期公众号曾经刊发过两篇文章《中国高考状元为何被哈佛拒绝?不可不读！》和《中国30年1000余高考状元的现实悲剧，发人深思！》（在微信对话框输入“105”可以阅读该篇文章），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好的反思。

　　近日，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临床讲师维吉尼亚•希勒博士给11位2013年美国诺贝尔奖获奖科学家写信交流和探讨，并将其研究心得与中国读者分享。 我们今天就与您分享这篇文章，或许能让我们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更为高屋建瓴的、更宏观的认识。

　　随着中国内地高考分数的放榜，各省市又开始评选和追捧各自的状元。我对状元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当然，也对那些没有成为第一名，但辛勤耕耘过的学子们表示祝贺。他们应该相信，他们并没有丧失一个实现卓越人生的机会。

　　诺贝尔奖得主并非都是状元出身

　　作为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席勒的妻子，我最近有机会调查其他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的高中学业情况。其中，我丈夫在高中时并不是班上第一名。他在美国密歇根州上学时，在400多名学生中排名第四。因为知道这个，我决定调查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的情况，了解他们在高中时的成绩是否拔尖。

　　在11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9位诺贝尔奖得主积极给予反馈。在这9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一位（詹姆斯•罗思曼）在高中毕业时是第一名，有三位（尤金•法玛、阿里耶•瓦舍尔和马丁•卡普拉斯）所在的学校没有班级排名，但是他们在学校获得了卓越殊荣，有一位（托马斯•祖德霍夫）去的是华德福学校，学校不允许任何考试和排名，另外三位（迈克尔•莱维特、拉尔斯•彼得•汉森和兰迪•谢克曼）并不是班上第一名。

　　那么，当初并没有成为高中班级第一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如何看待自己高中的学习？迈克尔•莱维特博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表示：“我从来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排名总是在前10%的样子。这大概是故意的，因为这对我很容易，但同时又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参加非学术性活动。”兰迪•谢克曼博士（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则称：“我没有得到‘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第一名）’的殊荣！我上的是一所很大的公立高中，我在600多个人中排名第25位。”谢克曼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数学和科学课程上面，对其他科目都没有怎么关心。拉尔斯•彼得•汉森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坦言称，他在高中时学习很困难，因为那时他们全家搬到另一个地方，让他在学校适应得很困难。汉森记得他的老师在带回家的报告单上写他不尊重权威，他也记得得过很差的成绩。总的来说，在高中，他没有进过前三名。

　　最具潜力学生更痴迷于学习以外的事

　　如上所示，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学校并没有致力于成为第一名，而且在同龄人中他们也不拔尖。那么，他们在高中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想聚焦在我丈夫身上，谈一下这群诺贝尔奖得主在高中时选择参加的课外活动。我丈夫在那个时候自己制作过反射望远镜，也收集过化石。他最有创意的思想就是把碱液、锡箔纸和水混起来，做成氢气球，让它们在上升的时候，一点点漏气，然后用相机记录下它们慢慢下降的过程。他在气球里面放了联系方式，让找到气球的人通知他在哪里找到的气球。有一个气球是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被发现的。当然，他承认，这是一个危险的活动，会有失火的可能，但是那时，他不懂这些危险。而且，无需多言，这些活动不算在高中成绩之内。

　　我丈夫在高中时喜欢学习语言。他所在的学校要求学习拉丁文，他说：“我入迷了。我开始阅读（非必读）拉丁文书籍，还有诗歌。我自愿写了一些短诗给我的同学和拉丁文老师，老师看后很惊讶。也许我有点炫耀，但是这也很有趣。”

　　创造力需要人有一次次尝试的勇气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博士在智力、创造力、思维方式以及领导才能方面写过很多文章。作为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以及1500篇出版作品的作者，他在1995年与陆伯合写过一本书，探讨创造力需要人具备哪些品质，这本书的名字叫《不随大溜：在循规蹈矩的文化中培养创造力》。该书提到了做出有创意的工作所需要的品质，对我们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在这本书里，他们写道：

　　“读到有一些关于创造力的模型，只是注重于创造力的思维过程，这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吃惊。智力技巧以及知识无疑对创造力很重要。但是，我们相信，创造力不只是一个认知现象，或者仅仅局限于大脑。要成为有创造力的人，你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还需要勇气。这无法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也没办法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如果你想做有创造力的事情，你要有尝试的勇气，一次次尝试，即使周围的人都希望看到你消失，甚至是为此受到惩罚，因为你没有墨守成规。你可以选择有创造力，也可以选择循规蹈矩、安全地随波逐流。”

　　我丈夫在高中时追逐自己喜欢课题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的职业生涯。在我和丈夫最近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胡舒立的采访。我们谈到我丈夫曾经因为其文章而受到批评的经历，因为人们认为他的观点很奇怪，或者完全是错的。我告诉胡舒立：“他在成为行为心理学家的最初，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起因源于他在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事实上，在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他收到一个同事寄来的卡片。这位同事谈到，他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我丈夫曾经告诉他，自己后悔写了这篇文章。然而，这篇文章正是我丈夫得到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争议很大。他回家的时候神情很沮丧，因为人们的批评。”

　　胡舒立接着问起了我丈夫挑战当时广为接受的有效市场假说之后的经历。她问：“你能感觉到周围的敌意吗？”我丈夫说：“偶尔会感觉很困难。我想，这大概是导致我后来在学术界不够靠前的原因吧。然而，我不在乎这些。我到学术界是因为我对真理感兴趣。如果他们因此不提拔我，那就随便吧。”

　　之后，我丈夫的工作更加大胆地脱离经济学职业的束缚。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里，我丈夫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尽量避免在一个领域过于专业化，比如说像计量经济学这样狭窄的领域。如果我真想为好的经济政策和实践做些实事，把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的方法一起使用，将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研究的某些方面逐步发展，让有些人认为我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比较起其他人而言，我更愿意尝试古怪的思想。同时，我更喜欢博采众长，学习和借鉴社会学方面的思想，打破经济学职业的常规。”

　　优质教育系统莫“押宝”于量化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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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的学业成功，跟今后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对这一组诺贝尔奖获奖人的背景调查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事实上，在我们调查的这9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4位在高中时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这个结果很发人深省。至少，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有一些非常具有潜力的年轻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没有成为尖子生，因为这需要各门功课都达到全面的优秀。

　　莱维特对那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他的偶像包括比尔•盖茨、史蒂芬•乔布斯、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以及马克•扎克伯格。他说，这些人“为了更快地给世界带来变化，不得不离开正规教育”。他对正规教育的这个评论当然不算正面，辍学当然是一个有风险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的正规教育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那些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发挥出他们的潜能。中国很努力地建立起了优质教育系统。2013年12月，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PISA）中，中国上海学生独占鳌头。然而，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的重要性存在争议。尽管芬兰学生在2009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中名列第三，但是美国教育学者帕西•山伯格在《芬兰的经验：世界可以从芬兰的教育变革中学到什么？》一书中写道，很多老师和校长都认为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只是考察了学校学习很少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好的教育系统和高的教育成就比量化的成绩更加内涵丰富”。

　　山伯格最具洞察力的发现之一是，芬兰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远比其他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高分国家的学生少。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在芬兰，15岁学生不参加私人补习或者额外补课。虽然芬兰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上成绩与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上海的学生成绩相当，但是这些国家的学生却在课后、周末和节假日花大量时间进行课外辅导。

　　让孩子花大量时间做作业的代价是什么？年轻人如果花大量时间在有规划的学习任务上，会阻碍他们从事有创造力的思考活动吗？为了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一段广为流传的音乐天才莫扎特的信：“当我感觉很好，或者心情很好的时候，或者当我乘车出去、美餐之后散步时，或者是当我在晚上不能入眠的时候，各种灵感就会轻松地涌入我的大脑。它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到来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做任何努力。那些让我满意的灵感，我就会记在我的脑海里，并哼唱它；至少别人告诉我要这样做。有一次我有了主旋律，又有一段乐曲进到我的脑子里，和前者连在一起，正好适合我整个创作的需要。”

　　莫扎特的创作经历不只是简单地遵从有条理的音乐课程，或者是正规的活动。取而代之，莫扎特的故事告诉我们，正是当他放松的时候，他的大脑没有“工作”的时候——那些有创意的想法才从思想的深处浮现出来，不费吹灰之力。

　　卓越人生急需年轻人“不随大溜”

　　其实，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思考并一起讨论如何帮助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个人达到自己智力发展成就的最高目标。在过去的一年里，11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9位是美国公民。据了解，在中国，人们在讨论为什么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们没有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之类的国际奖项。

　　美国在诺贝尔奖方面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其20世纪在基础科学方面的大量投入。然而，在华盛顿召开的2013年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会议中，美国科学家指出，美国近年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大量减少，这很令人担忧，如果继续下去，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人数最终会下降。

　　除了投入方面的原因，也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从文化环境上看，是不是有一些因素让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不愿意从事开拓性研究？”

　　我最近去了北京、上海、重庆和宁波，并有机会和中国年轻人、家长以及教育工作者交谈。我能够感受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活力的国家，非常愿意学习新的教育模式。

　　赵勇博士是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在自己所著的《世界级的学习者》一书中写到其在中国教育模式中发现的问题：“中国的高考是招收大学生的唯一标准。因为上大学几乎是社会向上流动的唯一出路，中国教育系统的一切努力都是关于如何最终能够在这些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将精力集中在高考的技能训练，而不是培养有创造力研究者的教育系统，可以鼓励学生更多地向“不随大溜”的方向改变吗？目前，很多中国教育工作者访问美国，学习新的教育思想。美国全国中学校长协会职业发展主任比佛莉•胡顿告诉我，有一些中国教育工作者在他们协会的特色职业发展项目“与众不同”中接受培训。这个项目是针对全美以及国外的校长，并帮助校长职业成长和进行学校改革。

　　胡顿强调，对个性化设计项目以及提供支持系统，使学校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这个目标，到访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有时会有些纠结。他们自己很看重这个目标，但是对自己所处的学校氛围，能够接纳多少这样的目标，他们心存忧虑。胡顿结合其对中国的几次访问表示，她常常听到学生说，努力学习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父母的骄傲。可见学生学习的动力似乎源于外界因素。

　　我的研究助理杨敏博士称，中国民间文化中有一些内容强调的是与众不同的危险，即“不随大溜”的危险。她告诉我，有两条民间谚语从古代流传至今。有一句叫“枪打出头鸟”，而另一句话提到“人怕出名猪怕壮”。

　　当然，中国是一个多元化、快速发展的国家，尽管这些民间谚语会作为老一辈的智慧继续流传，但我知道很多中国年轻人都在寻求不同的模式，并对新思想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因此，我相信中国人民会欢迎新模式，并为让每个国民都成功而努力。

　　为了这些好的变化，我相信社会和家庭需要给那些没有很早就展现出才华的孩子以支持，给那些有天分但没办法在考试成绩中体现出来的孩子以鼓励。值得一提的是，汉森特别提到他父母对其后来的成功所起到的关键性支持作用。他说：“事实上，我有宽容、支持和有耐心的父母很关键。有时候，父母们给孩子过大的压力，希望他们从小就很出色，但是到大学之后，这些孩子往往都精力耗尽了。而我的情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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